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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综合素质评价上位 冀大数据破“唯分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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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春晨 实 习 生 黄妙哲 邓雪芬 广州报道

  广东高招改革路径逐渐清晰:要活生生的素质,而不是冷冰冰的分数。

  9月中旬,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两份事关高考改革的实施细则,分别是《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办法》和《关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办法》。这一举措被学界评价为广东推出破除“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的两大政策。

  根据这两份文件,自2018年秋季入学起,广东普通高中一年级新生迎来新版的考核办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将成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前述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被分解成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维度。

  长期处于边缘的“综合素质评价”,迎来革命性的“上位”——有望有力推动“素质教育”的实行。但也有教育研究者指出,要真正体现学生的“素质”并不好操作,还需要注重评估体系的“写实”,警惕流于形式。

  素质评价“五项全能”

  广东版的“综合素质评价”描绘了未来高中学生升学的场景:高校录取参考学生在高中期间的综合素质评价。这一评价体系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长,客观记录高中学生成长过程的突出表现,为学生毕业和升学提供重要参考。评价维度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方面。

  按照该文件的说法,其目的是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评价方式改革,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而“重要参考”的表述,意味着此前默默存在于许多学校的“综合素质评价”历史上的“升格”。

  但目前广东的这份看起来很美好的方案并没有明确的操作方法。这也是综合素质评价当前的“软肋”所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说,综合素质评价的大方向是好的,但操作起来主观性太强。评价结果往往受到学生、教师不同标准,以及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综合素质评价的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状况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评价方主观的不写实,抬高自己所评价的学生。由于评价方和被评价方常常是师生或其他相关当事人关系,结果多少与评价方自身的利益与业绩相关,这种主观性很难排除。二是由于规则不明,技术不熟练导致客观的“不写实”情况出现。可能出现几个具体的表述相同的个案,但各自所写的事实是有差别的,这种情况同样缺乏可比性。

  电子档案如何“写实”

  基于面临操作层面的难题,综合素质评价不仅作为升学参考面临挑战,而作为指导学生个性化成长的目标也还需要继续探讨。广东高考改革的新方案,还隐藏着另一大雄心:给学生建立综合素质的电子档案,以此作为指导学生个性化成长的依据。这是当前“大数据分析”思维的体现,也正是不少学校、不少教育创业项目想做的尝试。

  《评价办法》提出,从2018年秋学生入学开始,各学校将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全面、客观、真实、准确记录学生成长过程的突出表现,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等,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但目前的问题是,在基于经验的主观性评价体系下,前述的电子档案、也就是学生素质教育大数据能足够真实吗?

  业界的看法还比较保守。一位推崇基于大数据制定学生个性化成长方案的资深教育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大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完备和质量,就目前的状态来判断,还很难一蹴而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校内外有识之士一直在进行相关铺垫和推动,但从观念到行动、从数据到运用、从机制到协同、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面,教育大数据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如果强推个性化方案及所谓综合素质评价,那恐怕会带来形式主义和新的不公平。”上述人士强调。

  问题回到原点:教育大数据、学生素质电子档案如何“写实”?其解决思路是不仅靠规避主观性,还要靠机制。

  储朝晖分析,要落实好“写实”,必须在同一区域综合素质评价中确立相同的规则、相同的标准、相同的参照系。如在一个规范的评价表述中,需要对个体的整体综合素质作客观真实简明的表述,然后再对他与其他学生相比有明显优点或特殊之处作客观描述,即不要在细节上过度堆砌,也不应丢掉整体性的关键表述。

  而另一方面,储朝晖认为还需要完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高中学校建立专业招生团队,对初中学校所提供的学生写实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甄别,高中学校根据学校办学特色和对所招学生的要求确定如何使用这些写实材料,给这些写实材料赋予多高的权重。同时建立起相应的公示和审核程序。

  在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王洪席看来,在高中和高校的对接上,同样也需要专业招生团队。他认为,在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高校招生录取中,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责任主体应该是高等学校的专业人员,也即是一种“专家评价”。按照“谁使用谁评价”的原则,高等学校为寻觅、录取合适的高素质人才,就需要专业招生人员,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档案进行周密研究与理性分析。由于这些招生人员和申请者之间并非是“利益共同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滋生腐败的动机。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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